【联话随笔】感悟秋白

三余堂人

感悟秋白

----读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感

      一九三五年秋的一天，汀州城外罗汉岭下，阴风怒号，乌云密布，千山肃穆，军警环列。在军警如狼似虎的吆喝声中，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用俄文高唱《国际歌》，戴镣长街行，中山亭前，他席地而坐，神态自若地端起临刑酒自酌自饮，谈笑风生，宛若是与一场亲朋好友的普通聚会，酒毕说道：“余稍息，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与世长辞，为真快乐呼。”语毕，他来到一块草坪，微笑地对刽子手说道：“此地甚好，执行吧。”一阵罪恶的枪声响起，一个伟大的身躯倒在了他毕生钟爱的大地母亲的怀抱，化作那苍松翠柏、旭日朗月长留人间。

    瞿秋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世人诠释共产党人的生死观。如果仅仅如此，那么他留给我们也就是一个和其他成千成万革命先烈一样的印象，但是他偏偏在临终前拿起手术刀和显微镜，对自己的灵魂作一番近似严酷的剖析，为我们留下一篇看似多余实则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

      最近几年，我也曾读过一些革命先辈的文章，有的充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如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牺牲烈士们留给党组织的“八点意见”；有的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如夏明翰烈士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有的充满无产阶级革命家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如方志敏的《清贫》，如彭德怀的《往事与回忆》。但是象瞿秋白这样赤裸地袒露自己心扉，真诚地写出真实感受的作品还是凤毛麟角。

      秋白的可贵在于他表里如一，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本来就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翻译家，如果他用文学的力量去唤醒民众，针砭时政，去讴歌那波澜壮阔的民族救亡运动，那么在中国的大地上必定诞生一个巴尔扎克、泰戈尔式那样文坛泰斗，中国的文坛上又会多一座巍峨的高峰。客观来讲，他并不是一个杰出党的主要领导者，这一点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在《多余的话》中他一再表示对文学的挚爱。而这种挚爱与担任党的领导人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产生矛盾之时，他产生了困惑，做个好文人和承当政治责任的矛盾时时在煎熬他，以致发展到对政治产生厌倦的地步。在《多余的话》中他坦承自己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这在一些同志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员应当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怎么能对政治产生厌倦的秋白的可贵情绪，恰恰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和常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也有情绪低落与高涨的时候，而瞿秋白只不过把内心的困惑用文字的方式向世人倾述出来而已。

     秋白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勇于担当，光明磊落。中国文人尤其是进步的文人，一般都有“达则济天下”的激情，在事关国家生死和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都会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救亡运动之中，瞿秋白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党遭受重大挫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失败，党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推上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位子位置，用他的幻想和浪漫领导年轻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的较量，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先后失败了，秋收起义也是在经历挫折之后，走上武装割据的道路。这一切说明了政治不仅需要热情，有时更需要冷静，更需要理智，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浪漫，只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党当时才只不过8周岁，还属于幼年时期，刚经历过错误路线的挫折，矫枉过正，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也是可以理解的。瞿秋白是这样进行剖析的：“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如果没有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光明磊落的胸怀，会有这样的勇气吗？

      瞿秋白是真正看淡生死的勇士，他不在乎自己身后的名声。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或政治家都很在乎自己的脸面，尤其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都在尽量为自己塑造一个牌坊，也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褒贬，世界上有太多为了不死而奴颜婢膝、苟且偷生的可怜虫。瞿秋白的死本来是很壮烈的，但是他却唯恐别人被他外在的表现所误解，而毫不掩饰地把心扉向世人敞开，把灵魂最深处的真实思想倾泻，真实而又无情解剖自己，而不在乎后人如何品头论足。在《多余的话》中他认为自己还很渺小，是一个从旧绅士家族走出的人，是一个从旧文人中脱胎出来的人，身上还有许多不配被后人称之为“烈士”的东西，他写道：“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欺骗的，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一个人身后的功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们误认为烈士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反正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但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坦诚和直率是一剂良药，虽然能使人清醒。然而并不见得人人都接受，甚至有时还被人误解、曲解，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样的悲剧在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政治家们需要的是顺臣、忠臣，虽然有时也需要坦诚和直率，但只不过是叶公好龙而已，当坦诚和直率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突兀而来时，往往显得茫然不知所措，有时甚至暴怒，彭德怀就因为直率的批评，有违圣意，而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但历史却不会按照“政治家”所既定的轨迹前进，阿谀奉承之徒总有被历史淘汰的那一天。

     但愿，多余的话并不多余。

江湖

写得很深刻，定然是深有所悟！

三余堂人

江湖 发表于 2016-1-10 20:09
写得很深刻，定然是深有所悟！

我前一段时间突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也是说瞿秋白的，作者认为瞿秋白是个人格分裂的，他用的例子就是《多余的话》中所表现作者忧郁、多愁、沉浑的风格。我多次拜读过《多余的话》，也看过瞿秋白其他选集，还到过牺牲地，去闽西的龙岩、上杭等地，我认为说瞿秋白是人格分裂，至少说明说这话的人不懂得历史，严重的说是污蔑革命前辈，所以就写前文。

文武

       客观而又真实，朴素而又平易。“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三余兄文字老辣，叙述得体，有激情有辩驳，摆事实讲道理。一个革命先驱者的傲岸形象跃然于纸上，读后令人激情澎湃。可谓是：春秋史笔收金鉴；冰雪诗心在玉壶。点赞！
       早年间也曾读过散文家梁衡描写瞿秋白的《觅渡 觅渡 渡何处》的一篇散文，三余兄的这篇文字，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特选取其中一段来欣赏：
        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短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功彪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泣天地恸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实在藐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就像敌人要给他治病时，他说：不必了。他将生命看得很淡。现在，为了做人，他又将虚名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是从绅士家庭，从旧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受着煎熬，在文学爱好与政治责任的抉择中受着煎熬。他说以后旧文人将再不会有了，他要将这个典型，这个痛苦的改造过程如实地录下，献给后人。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所谓为尊者讳。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不，我是一个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摘自：梁衡《觅渡 觅渡 渡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