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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名贤录】之抗日名将卫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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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2 22:59: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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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对 句: -
                  缚虎平倭收战剑;
                  从龙济世步朝天。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23:00:26 | 显示全部楼层
卫持平(1908—1951)少将
生于1908年3月20日(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八),贵州榕江人,原名卫大衡,字权侯。
1923年小学毕业,在黎平入国民革命军第25军第5团(顾尚武部),任文书。[1]
1929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本部)第六期警宪班毕业。[2]
1929年派任南京第四中学少尉军训教官。
1930年起,历任第25军(军长毛光翔)中尉庶务副官、会计股上尉股长等职。
1933年2月升任第25军(军长王家烈)新兵大队少校大队长。
1935年5月调任宪兵第6团(团长凌光亚)少校团副。
1935年6月27日晋任陆军宪兵少校。
1936年3月调升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警务处(处长丁树中)中校参谋。同年秋在徐州窑洞内生擒冒充日本浪人在江、浙两省作案多次的日本陆军山本少佐,因功被蒋介石召见。[1]
1937年12月调任宪兵第7团(团长杨秉越)第3营中校营长。
1938年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11月12日晚长沙城四处起火,遂指挥全营官兵安全撤出,受到上级的嘉奖。
1939年11月调任宪兵第17团上校团长,同年底调赴第五战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湖北省老河口驻防,在一次战斗中左臂被炸伤。[1]
1942年5月调任宪兵司令部(司令贺国光)警务处少将处长。
1943年4月29日晋任陆军宪兵中校。
1944年6月27日获颁六等云麾勋章。
1945年3月9日晋任陆军宪兵上校。
1945年9月初随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参加9月9日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的受降典礼,并被国民政府授予将军抗日纪念章、忠贞赤心奖章和胜利勋章。[1]
1945年10月8日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周恩来秘书、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女婿李少石遇刺身亡。宪兵司令部司令张镇责令宪兵警务处长卫持平、三团团长张醴泉即刻侦察破案;9日凌晨2时半案情告破。[3]
1946年5月5日获颁胜利勋章。
1947年3月26日获颁四等景星勋章。
1947年9月兼任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第一届国民大会警卫处处长,南京城防指挥官。
1948年12月因经济问题被撤职后闲居南京。
1949年3月派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任少将高级参谋。
1949年5月调任贵阳警备司令部(司令夏一时),任少将副司令。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随部队撤至兴仁县。
1949年11月29日调任贵州独立第1师(师长麋藕池)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
1949年12月8日在贵州省兴仁县北部随部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避居贵阳。
1950年9月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1年2月18日在四川重庆被错定“反革命”罪遭枪决,时年43岁。
1983年6月6日西南军区军法处予以平反,恢复”国民党军起义将领“政治名誉。
[缚虎]指卫在徐州生擒日军少佐。
[从龙]指追随帝王或领袖创业,见前[杜肇华]联注。
[步朝天]原指重庆朝天门码头,此代卫持平被处决于重庆一事。
 楼主| 发表于 2017-8-12 23:01:07 | 显示全部楼层
重庆破案
1945年10月8日,在重庆谈判行将结束,毛泽东离渝返延的前夕,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件: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当天下午五时许乘车陪送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寓所,返城途中行至下土湾时,突然有人自车后开枪射击,弹穿车皮和靠垫,并由背腋射入,击中李少石肺部,顿时血流如注。虽急送城内市民医院,但因伤势甚重,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当晚不幸去世。李少石的突然遇难,究竟是国民党特务蓄意暗杀还是纯属意外事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
李少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应中共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即决定连夜进行彻查,以求尽快弄清事实真相。当时,宪兵司令张镇得知消息后即急电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卫持平和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责令其立刻连夜进行侦察破案,不得延误。与此同时,李少石遗体所在市民医院外科室,也加紧准备会同法官检察官及治安有关各机关进行遗体解剖,检取子弹,以配合破案。次日上午,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警察局长唐毅及卫戍部宪兵司令部公安局人员等,也都赶到市民医院查询事件发生经过,了解情况。在短时间内,国民党当局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出现了少有的高效率办事现象。
经过连夜奋战,至次日(9日)凌晨二时许,案情即基本告破。据具体负责侦破此案的卫持平和张醴泉先后向张镇报告说:10月8日下午五时许,适有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七连中尉排长胡关台率武装班长6名,新兵30名,携带中正式步枪6枝,每枝配子弹4发,奉命由其驻地来重庆领取棉军服240套后,行抵红岩嘴六号门前附近,即在马路左侧休息,其时有弹药一等兵吴应堂蹲伏路旁,适有黑色轿车一辆,由小龙坎方向驶来,将该兵左臂部辗伤甚重,并撞伤右肩上方(中共方面的说法是,当时吴应堂正在路边小溲,汽车驶至时,因躲避不及,当被撞倒,头部受重伤,势甚危殆)。该车司机于肇祸后,向城内急驶图逃,该连下士班长田开福出于悲愤,即鸣枪一响制止,不意竟将该车击中,导致李少石意外遇难。查明上述情况后,国民党当局随即将当夜宿营于小龙坎松鹤楼的鸣枪班长田开福予以扣押待审,将其所使用的中正式15993号步枪1枝和射击的弹壳1枚、余弹3枚,一并予以缴扣。至此,“凶手”被迅速缉捕归案。
与此同时,卫持平等人会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赶赴曾家岩,勘察被枪击出事的国10375号汽车。该车司机熊国华(又名熊维屏)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雇用的,他在出事后将李少石紧急送往市民医院,并驱车至《新华日报》营业部,将两名报社同志送至医院负责照料李少石后,又将车开回曾家岩,锁入车库,即称病逸去,不知去向。经国共双方共同勘验该车中弹处,发现子弹是经车后的工具箱部分,穿过座后的钢质弹簧,致使弹头破裂成数碎片,故穿出靠垫处有数小孔,经判定确是步枪弹片所射击。这与上述调查结果及有关尸检结论基本一致。至此,虽然肇事司机仍在逃,值案情已基本查清。
   此外,据20世纪70年代曾是《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回忆,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文章送邓颖超审阅。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来电话,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其中就涉及到李少石事件。邓颖超指出:“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件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邓颖超还强调:“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作为与廖家三代关系密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的谈话无疑为李少石遇难属于意外事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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