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话清谈】史载第一副对联考证

盗帅留香

【联源】史载第一副对联考证（转）


　　

　　辽宁海城 田作文

　　探讨对联产生，须先明确对联的类别。对联共分两大类，一类是对句，一类是楹联。

　　通过口头（后也经书面）应对的，称对句。通过书写题（或张贴镌刻悬挂）于建筑物门楹、厅堂、或用于社会交往（赠贺挽）活动的，称楹联。（今通称楹联是以类称代通称，通称本应是对联）这种分类始于清梁章钜，当时他将搜集到的对联分编为《楹联丛话》和〈巧对录〉（巧对是对句中一种）两书，是对联分类之始，后多依从之。（关于对联的分类，本人另有专论）

　　我国第一副对句产生于汉末文学家孔融之口中。

　　至今发现最早的对联，是后汉(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孔融(153-208)的口语对。〈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幼便有异才，长负有高气”，“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遭曹操嫌忌，令人枉状，奏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这两段文摘中有两副对句：一是孔融的自谓对“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一是祢衡与孔融的互应对“仲尼不死，颜回重生”。这时这里，一人自出自对和两人互对两种对句形式都出现了。

　　衡量一副对能否成立，起码要有两个条件：一、两句形式是对仗的，即两句字数相等，字类相同。二、两句语意是完整的，创作（此为口头创作）时是独立存在的文体，被载入史冊后也能单独摘出来而不影响上下文语意。这后一条是对句文体与对偶修辞的根本区别。我们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满招损，谦受益”是对偶修辞，就因为这二句创作时不是完整独立的，摘出来后影响上下语意。前者是《诗经·釆薇》一节四句中之偶句，后者是《尚书·大禹谟》一段五句中之偶句，摘出来原诗原文意思就不全了。所以不是独立的对句而是对偶，对偶只是把口头对语吸纳在诗文中起修辞作用。而孔融自对与祢孔互对则不同，对仗的两句口头创作时两句共同表达一个意思，是独立成体的。孔融用来表现“吾无忧矣”的感叹，祢孔互对表现二人“更相赞扬”的心意，被收录史书中加上了如“常汉曰”、“衡谓融曰”、“融答曰”等说明语，使对句意思完整独立明白地突现出来。从原文中摘出来是恢复原独立成体的口语对。

　　孔融的自对是五字句对，祢孔的互对是四字对，两对出句对句，字数相等，字类相同，合乎对仗要求。因此我们说孔融之“对”是对句，是至今发现的史载第一副对句。对句是对联中一类，故孔融对句也是中国第一副自出自对联。祢孔之对是中国第一副互对联。

　　《后汉书》是南朝宋史学家范晔撰的纪述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至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20年）东汉一百九十六年间的史实，孔融和祢孔之对，距现在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过了几十年，到了西晋，出现了以陆（云）荀（隐）互对“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为代表的西晋对句群，有十几副之多。这些正史或志人小说中记载的汉魏晋时期的对句和人与人之间的应对故事，说明在此期间，即事应对已成了时人自我标榜或与人交流的一种时尚，这种风气不仅在上层文人间，也传到民间日常生活之中。分析这些对句，有一句对二句对，有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有正对反对言对事对，有互对自对，有人名地名数字颜色方位对，有成语謦语谚语俗语对，有谐音兼类双关假借对，表达了歌颂讽谕戏谑等思想和生活情趣，已初步具备了后来称为对联的文体特征。这些都是“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句句相衔，字字相俪”“句字或殊，而寓意一也”（刘勰语）的随口应对，历来与诗文句对举并称，地位并不低。这样的对句最初由上古人口语中的对语孕育成体后，产生在汉魏晋间，当是不错的。而第一副有记载的对句是在大汉末年由孔子后人孔融口创，也当是不错的。相接续的是祢衡陆云荀隐张华石崇潘岳刘宝毛伯成张湛袁崧顾悦简文王文度范文期等等史有所载的一代名流雅士，这确也不枉了对句的清誉。其中有不少被当权者枉杀（孔融祢衡陆云石崇潘岳等），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他们的言行才得以保存并传承下来，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孔融对句及西晋对句群的出现，标示了作为对联一类的对句文体已成熟，在对联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应予确认。

　　
　　转自 中华楹联报

盗帅留香

转载：时习之 联史研究需要严谨的科学精神
联史研究需要严谨的科学精神
　　——从梁章钜的“对联探源”谈起
　　2010年底，参加了上海举行的“中国对联探源研讨会”，在会上听了一些发言，在会下和一些参加者交换了意见，在会后又阅读了会议所结集的《中国对联探源——暨陆云在对联发展史上的地位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联史研究需要严谨的科学精神。由于《论文集》中的多数论文都曾涉及到梁章钜关于对联起源的话题，本文打算从梁章钜的“对联探源”谈起，借以提出当前联史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作为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梁章钜在探讨对联起源时表现出了相当严谨的科学精神。在《巧对录·序》中，梁章钜明确指出了“对”和“联”“语虽通而体自判”的区别；在《楹联丛话·故事》中，梁章钜转述了纪昀关于“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的见解之后，又谨慎地加上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一句；在《 楹联丛话·庙祀上》中，梁章钜记载了“广东省城真武庙”的所谓苏轼“手书”联，在认为“语意岸异，非凡手所能”的同时，又说“而是否苏笔，尚须向粤东人考之”，以示存疑，因为梁章钜知道“庙中楹联，宋元时绝无传句，大约起于明代”（见《楹联丛话·庙祀上》）；在《楹联丛话·故事》中，梁章钜坦言用“朱笺书之” 的春联“不知始于何时”；在《楹联丛话·自序》中，梁章钜提到了自己在收集对联时“讨源旁及杂说”，而在实际记载前代对联时，梁章钜在多数情况下也明确标明了所依据的古籍。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梁章钜在“对联探源”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秉持了严谨的科学精神的。
　　但是毋庸讳言，由于主客观方面的一些原因，梁章钜在“对联探源”时也存在一些不那么严谨，不那么科学的问题。在具体谈论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探讨一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从主观方面说，梁章钜是希望自己的《楹联丛话》能够与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文话，以钟嵘的《诗品》为代表的诗话等相比肩的，这一点从他的《楹联丛话·自序》中可以看得很明白。而与此相联系的实际上就是对联能够和文、诗、词等相比肩（这一点和当前联界关于对联是和诗词曲并列的独立文体何其相似乃尔），因为只有联和文、诗、词等相比肩了，联话才有了和文话、诗话、词话等相比肩的可能。因此无疑梁章钜是希望能够查找到更多的早期对联和“大贤”联作的。这种主观上的期望，自然使他对前人关于早期对联的记载易于采信而难于质疑。
　　从客观方面说，梁章钜虽然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但他进行的却是业余研究。在梁章钜创作《楹联丛话》的1840年，他正担任着广西巡抚这样的省级高官，显然创作和研究只能在政务之余进行。而且当时的客观条件与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没有公共图书馆，没有互联网，没有电子文本，没有搜索软件。梁章钜在《楹联丛话·故事》中所引用的古籍，我们现在有一大半可以从网上直接找到，而当时有的书他未必找得到，即使找到了，也是要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地去查找所需要的内容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梁章钜没有能够对每一条线索追根溯源，虽然有失严谨，似乎也是可以谅解的。
　　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看看梁章钜在“对联探源”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对照一下当代联界的联史研究中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情况。
　　一、改动古籍为我所用
　　梁章钜在《楹联丛话·故事》中记载了五代时僧契盈的“题碧波亭联”：
　　吴越时，龙华寺僧契盈，吾闽人也。一日，侍忠懿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王曰：“吴越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因题亭柱云：“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率由海达青州，故云。时人称为骈切。
　　这一条与宋人陶岳所撰《五代史补》的文字十分接近。《五代史补》的内容是：
　　僧契盈，闽中人。通内外学，性尤敏速。广顺初，游戏钱塘。一旦，陪吴越王游碧浪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契盈对曰：“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梁章钜虽然没有明言自己的文字依据的是哪本古籍，但两相比较之后，不难看出梁章钜的文字是改动《五代史补》的文字而成的。而其中最实质性的改动就是把《五代史补》的“契盈对曰”改为“契盈因题亭柱云”。这一改，一副五代时期的“胜迹联”就诞生了。
　　这种做法，在梁章钜的“对联探源”中应该说是仅此一次，但在当代联界的联史研究中，却是并不见鲜的。在《论文集》所收的田作文先生的论文中，田先生就指出敦煌发现的所谓“我国最早的春联”，经查看影印件其实是“研究者在抄录时做了手脚：录在刊页上时，都将四句诗各分成两句作楹联式。又将不对偶的诗句用破折号分出，引人误认是‘说明语’，其实都是押韵的诗句，不应与前句分开。”
　　二、不给出古籍依据
　　《楹联丛话·故事》前九条记载的都是宋代以前的对联，共22副。其中15副梁章钜明确给出了古籍依据，2副没有给出古籍依据，5副是否给出古籍依据不明确。
　　没有给出依据的二联中，一副即是前文所说的僧契盈“题碧波亭联”，我们有理由相信梁章钜是有意不给出古籍依据的。另一副是朱熹题沧洲精舍“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联，梁章钜何以不给出古籍依据，尚难推定。梁章钜作为一个生活在清代中后期的人，不引用任何古籍而记载几百年前的古人联作，无论如何总是不够严谨的。
　　是否给出古籍依据不明确的是这一条：
　　沧洲精舍中尚有两联，一云“道迷前圣统；朋误远方来”，一云“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又《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尚多，谨摘录如左，以见南宋时楹帖盛行，虽大贤亦复措意于此矣。赠人联云：“水云长日神仙府；禾黍丰年富贵家。”又广信南岩寺朱子读书处联云：“一窍有泉通地脉；四时无雨滴天浆。”又建宁府学明伦堂联云：“师师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济济多士，由义路而入礼门。”松溪县学明伦堂联云：“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又知漳州日，建书舍于天宝镇山开元寺后顶，联云：“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又赠漳州一士子云：“东墙倒，西墙倒，窥见室家之好；前巷深，后巷深，不闻车马之音。”又一联云：“鸟识元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至世有刻为木榜，悬诸堂楹，人所习见者如：“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立修齐志”；“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此类尚多，安得有心人为之一一搜辑乎？
　　“如左”的七副朱熹联是梁章钜从“《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中摘录的，依据明确。但前面的二联和最后的三联是否也在“《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中，则并不明确。从“谨摘录如左”看，前面二联似乎不是而后面三联似乎是的；从“尚多”看，前面二联又似乎是的；从“至世有刻为木榜，悬诸堂楹，人所习见者”看，后面三联似乎是大家公认的朱熹联，但在不在“《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中则并不明确。梁章钜为什么如此行文，实在很难理解。
　　记载古人联作而不给出古籍依据，自梁章钜始作俑后，可以说是代不乏人。谭嗣同在其《石菊影庐笔识》中记载所谓刘孝绰自题门联，就并没有说明出处。至于《论文集》中，类似的情况相当普遍。
　　三、对古籍一概采信
　　有古籍记载，是不是就一定可信呢？自然未必。尤其是数百年后的古籍对前代人联作的记载，其可信度自应大大地打一个折扣。
　　就梁章钜在《楹联丛话·故事》中所引用的古籍而言，有的可信度较高。如《蜀梼杌》的作者张唐英是北宋四川新津人，既是当地人，又距后蜀之亡不及百年，《蜀梼杌》是他根据家中“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检阅始终，削去烦冗，编年叙事，分为二卷”并“解其失误”而成的（见《蜀梼杌·序》）。其记载的孟昶“余庆”“长春”联，可信度自然较高，所以作为正史的《宋史》也予以采信。又如《墨庄漫录》的作者张邦基是两宋之际人，而靖康之变上距苏轼去世不到三十年，两人可以说基本上是同时代人，其所记载的苏轼戏题王文甫家桃符联，可信度也应该比较高。
　　而《楹联丛话·故事》中所引用的另一些古籍的作者与所记载前人联作相去时间较远，其可信度就相应较低了。如《山房随笔》的作者蒋平仲是宋元之际人，其记载北宋中期人蔡确的题韩绛候馆联，可信度就不那么高了。又如《簪云楼杂说》的作者陈尚古是明清之际人，由他来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旨推广春联并亲自写春联的事，其可信度自然不如由明朝早期的人来记载。而对于这样一个本朝开国皇帝重视春联的佳话，我们现在却无法从大量的明代著作中找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记载，这又反证了《簪云楼杂说》的记载多少有一点可疑。在《楹联丛话·故事》中，这样的由数百年后的人记载的前人联作，还不止这两联，比如记载南宋人真德秀春联的是明朝中后期人王圻的《三才图会》；记载宋元之际人赵孟頫对联的是明朝中期人戴冠的《濯缨亭笔记》和明清之际人褚人获的《坚瓠集》等等。
　　因此而说梁章钜对古籍一概采信，也许持论过苛。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梁章钜在创作《楹联丛话》时是否已经剔除了若干他所不予采信的古籍记载。但采信相隔数百年的后人记载的前人联作而不作任何存疑的表示或给出其他旁证，总是不太严谨的。
　　当然，在梁章钜那里，这样的情况并不算多，而且相隔的时间一般在二、三百年，所记载的内容也还不算太离谱。但此风至今日已是越演越烈，单凭一本清代的地方志，甚至一本当代的文史资料，就可以“发现”一副“唐联”的事，已经屡见不鲜了。在《论文集》中就可以多次看到这样的“发现”。好在联史研究者并非人人如此。在《论文集》中，龚联寿先生提出了“叙述某种文学样式的纪事，采用某种文学样式的纪事材料，最佳方式应以当朝或接近当朝的文献为宜”，“‘以宋证宋’，以唐证唐，该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学术通则”的观点；刘太品先生也提出了“如果资料A引用更早年代的资料B的说法来证明某一命题，在资料B得到确证之前，我们便无法相信这一观点是资料B的观点，而只能作为资料A的观点来对待”的观点。希望这种严谨的科学精神，能够被越来越多的联史研究者所接受。
　　四、不查证古籍原文
　　我们本来无法知道梁章钜在引用古籍时是否逐一查证、核对过原文。但是《论文集》所收的龚联寿先生的论文提供了证据。经龚联寿先生查证《蜀梼杌》原文，孟昶所题桃符的内容不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而是“新年纳余庆；嘉节贺长春”。这一字之差，证明了梁章钜虽然在《楹联丛话》开篇第一条写下了“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其实并没有核对过《蜀梼杌》原文。
　　当然，就梁章钜著书时的条件而言，没有核对《蜀梼杌》原文，是可以找到很多理由加以原谅的。我们不妨设想：《蜀梼杌》并非随手可得的畅销书，梁章钜或许以前看过而有些印象，而当他在桂林做广西巡抚创作《楹联丛话》时，手头恰好没有这本书，而二十四史是肯定能找到的，于是查了《宋史》，查的结果就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因为《宋史》和《蜀梼杌》刚好有这一字之差。
　　今天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蜀梼杌》已经正式出版，大一点的图书馆应该可以找到，而且网络上也不难找到《蜀梼杌》的电子版。但是惭愧得很，除了龚联寿先生和他的弟子之外，《论文集》中包括本人在内所有提及孟昶联的，无一例外都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可见得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查对《蜀梼杌》（只引用《宋史》而不引用《蜀梼杌》的作者除外）。
　　当然，联史研究者也并不时时事事都这样马虎的。若不是网络联家孤峰倨坐先生去湖北省图书馆查了“清抄孤本”《灵泉志》，又怎么知道“专家”们所用以论定所谓的“江夏王李道宗题灵泉寺联”的仅仅是“江夏王道宗题寺门”这八个字呢？前文所说的田作文先生，也是查了敦煌“唐联”的影印件，才发现“研究者在抄录时做了手脚”的。但愿在今后的联史研究中，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
　　五、对史料考证不详
　　我们本来也无法知道梁章钜是否对史料作过考证，以及考证是否精详。但是梁章钜在《楹联丛话》中的一些论述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一是在《楹联丛话·自序》中，梁章钜开头就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很显然梁章钜是把后蜀孟昶题桃符联的时代定在五代的。但是如果细究，五代之说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公元960年北宋取代后周之后，五代即告结束，而后蜀之亡是在公元965年，孟昶题桃符是在“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按公元纪年也已经是965年，早已是北宋时代了。正如《论文集》中田作文先生文章所说：“当称‘十国后蜀’或‘宋时后蜀’为妥。”
　　二是梁章钜在记载了孟昶题桃符联后认为此联“实后来楹帖之权舆”，又谨慎地表示“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见《楹联丛话·故事》）殊不知如果他稍加考证，就可以知道紧接着所记载的僧契盈“题碧波亭联”就在“其前”。因为据《五代史补》，僧契盈说出“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是在“广顺初”，而广顺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年号，共三年，即公元951年至953年，明显早于孟昶题桃符联的965年。可见梁章钜也没有对僧契盈“题碧波亭联”的创作时间作过认真的考证。
　　相比梁章钜，当代联史研究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里看一大一小两个例子，以见一斑。
　　先看一个小的例子。关于孟昶题桃符联这一在楹联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论文集》中就有两派不同的说法。一派是公元964年；另一派是公元965年。965年是正确的，964年则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会错了一年呢？其实就是考证不细致造成的。相信两派都根据“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这一线索查了历史，得出同一个结论：后蜀归宋在公元965年，因而“蜀未归宋之前一年”是964年。如果到此为止，不再进一步考虑的，就是964年派。如果对“岁除日”再想一想的，就会发现因为公历和农历有差异，农历12月底按公历已经是下一年了，于是这些人就成了965年派。
　　再看一个大的例子。当从《灵泉志》中发现“江夏王道宗题寺门”联时，“专家”们在兴奋之余竟没有人想到要考证一下灵泉寺的建寺历史和李道宗生卒年之间的关系。直到孤峰倨坐先生考证出了灵泉寺建寺在李道宗去世之后一百多年，这才手忙脚乱地去面对。这样的教训实在值得所有的联史研究者好好吸取。
　　指出前人的欠缺，是为了后人能从中吸取教训。从事联史研究，应该说我们现在比梁章钜那时有很多有利条件，主要是各种现代化条件是梁章钜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是现代社会的浮躁，急功近利，各种地方性、团体性利益的干扰影响以及研究者自身学识特别是古代文史知识的欠缺等等又是远甚于梁章钜那个时代的。如果联史研究者能够秉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就有望取得比前辈们更进一步的成就。

旭日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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