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联】漫说中华对联的民俗性

盗帅留香

【联论】漫说中华对联的民俗性


　　

　　郭省非 湖北武汉

　　读《中华楹联报》总第52期解维汉先生书评文章，很受启发。他对严海燕新著《对联通论》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是“对联基础理论研究的新收获”。同时也指出，“在《对联通论》中反复刻意强调对联的文学性，对其文学元素赞扬有加，其实对联的民俗性更多于文学性。过分强调文学性会使研究眼光受到一定的局限”。这个观点，不仅是对一部联著提出的具体看法，而且对我也是一个中肯的提醒，并且应该引起当代中国联坛的重视。

　　对联是文学，自然应该重视文学性。我一直怀有这样的思维惯性。经解先生这么一提醒，觉得还应思考对联民俗性问题。否则，就可能陷入片面性误区。什么是“民俗性”？先要弄清什么是民俗。辞书上说，“民俗”是指“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而作为这个词组后缀语的“性”，指性质、特性或元素亦或成分。综合理解，对联的民俗性，就是指对联所包含的民俗性质或民俗成分。解先生说“对联的民俗性更多于文学性”，就是指对联的民俗成分更多于文学成分。到底哪个成分大些且先不论，而对联理论研究领域轻视对联的民俗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将认识统一到对联既包含文学性又包含民俗性上来，就可能突破研究眼光所受到的局限。那么，怎样认识对联的民俗性呢？

　　一、从对联的产生历史看。

　　中华对联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必然性或客观前提。在文学体裁上，产生于对偶句，这是由汉字一音、一形、一义的特性决定的。在哲学基础上，产生于同阴阳学说相一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表现形式上，产生于驱邪的桃符、门神的民间风俗。古代传说，民间在农历元旦用桃木板画上“神荼”、“郁垒”二神像以禳灾祈福。到了初唐，桃符演变成用秦叔宝、胡敬德画像为门神，同时出现了直接用文字表示相同作用的春联。北宋王安石“总把新桃换旧符”诗句表层意思说的就是一年一度换春联。可见，民间风俗在对联产生渊源上的重要作用。

　　二、从对联的语言风格看。

　　汉字、汉语是中华对联的基因，对联就是汉字、汉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对联有着自身独特的语言风格。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前，文学语言、官方语言同民间语言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长期存在不同风格，前者主要使用文言文，后者主要使用通俗语，其记录形式就是白话文。格律诗词和部分戏曲有时二者相兼。对联因要遵守平仄匹配规则，有时也是文言和白话相兼，但流传较广的对联则主要是民间通俗语言。如《后汉书》载孔融联语：“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谷向阳教授认为这是我国“第一副口语联”。又如现存英国《敦煌遗书》所载：“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这是我国最早的春联之一，也是妇孺能诵的口语联。至于“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耳熟能详的对联，其语言风格同其他文学样式有着明显区别，民俗性十分显著。

　　三、从对联的适用范围看。

　　对联的最突出特点是概括力强、雅俗共赏，因而适用范围广、使用价值大。对联是最具有民俗性的大众化文学体裁，同我国人民群众多种风俗习惯具有相当强的相关性。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视的民俗节日，与之相对应的是贴春联风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人生中重大喜事，与之相对应的是撰婚联，在湖北的一些地方至今还延续男方出、女方对的“轿联”风俗。中华民族是尊老敬老的民族，为老人祝寿要写寿联。有生就有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给逝者送挽联是治丧风俗之一。还有乔迁联、题赠联、风景联、会场联以及楼台亭榭、寺观祠宇联，等等，甚至到了“无事不可写联，无处不可用联”的程度。可见，对联的民俗性十分浓烈。

　　四、从对联的传播途径看。

　　对联从产生到如今足有一千四五百年历史。纵观其传承传播途径，在广播、网络出现之前主要有三条：一是书本文字，这是通过书写、印刷、收藏和阅读的方式加以传播；二是书法雕刻，这是运用木石等物质材料将书法作品再创作为雕刻对联加以展示和传承；三是对联故事，这是将对联文学转化为口头文学在民间广泛传播的。尤其是在现代科技出现之前，在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情况下，讲述对联故事，成为茶馀饭后、田边地头民间文化生活的内容之一。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第25册收录的大量对联故事，很说明问题。《中国对联集成·湖北卷》中的许多对联故事，也是在民间收集到的。对联的民间性、民俗性可见一斑。

　　第五，从对联的社会影响看。

　　对联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对联为大众，大众爱对联，是人们公认的事实。这是对联长期对社会发生影响的结果。据《全唐诗》载，远在唐代，对联已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和尚、道士也用对联语相互开玩笑。这有道士程紫霄与僧人释惠江故事为证：前者头部较长，后者身体肥胖，程嘲江“僧录琵琶腿”，“僧录”为朝廷任命管理佛事之职务；江答对“先生觱栗头”，“觱栗”是从龟兹传入的古乐器，即今天之管子。更有甚者，长安一少年将联语刺在左右胳膊上：“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阎罗王。”用今天的话说，“京兆尹”就是首都最高行政长官。至当代，对联对社会的影响更加广泛。“小郎酒；大品牌”、“分担风雨；共享阳光”等以对联为形式的广告语十分响亮。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对联快速与时俱进，在网络里已开辟一方新天地。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当今华人新的民俗，对联也十分受欢迎地亮相于这个靓丽舞台。对此，有人曾评论说，这是对联界的春天故事，是对联史上的辉煌一页，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性质的意义。

　　由此可见，科技发展到哪里，民俗延伸到哪里，对联的影响就会扩展到那里。中华对联的生命力，坚韧顽强。对联影响之树，万古长青。这既得益于对联的文学性，更得益于对联的民俗性。对联写的内容是文学，对联用的需求是民俗。二者缺一不可，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对联机车的左右两轮，使之永远不倒，滚滚向前！
　　
　　（本文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

　　
　　
　　
　　转自 中华楹联报